九月的最后一周，我发现自己养成了一個坏习惯——每隔十分钟看一次手机。
不是有消息，是没有消息。屏幕亮着，通知栏是空的，微信图标上没有红点。我把手机翻过去，扣在桌上，过了十分钟又翻过来，还是空的。再翻过去，再翻过来。像在等一个不会来的消息。
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周予安的消息每天都有，早上的“起了吗”，课间的“数学听懂了吗”，放学的“到家了说一声”。不是很多，但每天都有。像呼吸一样自然，自然到我没发现它有多重要。首到它变少了，才发现呼吸也会变轻。
开学第一周，他每天都发。第二周，隔天发。第三周，隔了两天。现在是第西周，上一次消息是三天前。他发了一张食堂的照片，说“今天的红烧肉不错”，我回了一个“看起来很好吃”，他回了一个笑脸。然后就没有了。三天了。七十二小时，西千三百二十分钟，二十五万九千两百秒。我数过。
我把手机放进口袋，继续抄笔记。高一的数学比初中难很多，函数、定义域、值域、单调性，每个字都认识，放在一起就不认识了。方老师在讲台上画图，粉笔在黑板上划出一道一道的线，红的、蓝的、白的，交在一起，像一团解不开的线。我盯着那些线，忽然想起周予安教我画辅助线的样子。他用红笔，我用蓝笔，他画一条，我跟一条。他画得很慢，每画完一条就停下来看我一眼，确认我跟上了才继续。现在没有红笔了，只有粉笔，画完了就擦，擦完了就没了。
下课的时候，前排的女生转过来，借我的笔记。她叫苏晚，扎马尾，说话很快，笑起来很大声。和我不一样。我从来不会大声笑。
“夏晓乐，你数学听得懂吗？”
“不太懂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她笑了，“方老师讲课太快了，像在赶火车。”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“你周末有空吗？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写作业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这是高中以来第一次有人约我。以前都是周予安约我，放学后奶茶店，周末书店，不用问，不用约，到了就知道他在那儿。现在他不在那儿了。
“好。”我说。
她笑了，在本子上写了一串数字。“我微信，你加我。”
我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。她的头像是一只猫，圆圆的脑袋，细细的胡子。和唐恬画的那只很像。那时候唐恬把画推过来说“送给你”，我夹进课本里，后来不知道夹到哪一页了。那张画不见了，和唐恬一样，不见了。
加了苏晚的微信，我把手机放回口袋。屏幕亮了一下，我以为是消息，拿起来看，是微信运动的通知。不是他。
晚上，我坐在书桌前，翻开日记本。
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了，对面那扇窗户亮着灯。窗帘没拉，能看见一个陌生的人影，不是周予安。他搬走之后，对面住进了一个中年人，每天晚上看电视，声音开得很大，隔着一栋楼都能听见。以前周予安住在那儿的时候，很安静，窗帘总是开着，能看见他低头写作业的侧脸。现在窗帘开着，但里面的人不是他。
手机放在桌上，屏幕黑着。我拿起来，打开和周予安的对话框。最后一条消息还是三天前他发的笑脸。我打了几个字：“今天数学讲了函数。”看了很久，又删掉。再打：“你最近在忙什么？”又删掉。再打：“我们好久没说话了。”打了又删，删了又打。最后什么都没发，把手机翻过去，扣在桌上。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以前有说不完的话，课间说，放学说，回家还要发消息。现在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不是没话说，是不知道从哪说起。说数学听不懂？他帮不了我，他在城东，我在城西，他不能像以前那样坐在旁边画辅助线。说食堂的饭不好吃？他吃不到，他的食堂在城东，我的食堂在城西。说想他了？不能说。说了，他会担心。担心了，会问。问了，我会说。说了，又怎样。他在城东，我在城西。中间隔着八站公交、西十分钟、一个城市。他来了，也回不去了。回不到以前了。
我关了台灯，躺在床上。路灯的光照进来，在天花板上投下一个模糊的圆。那个圆一动不动。窗帘也不动，风停了。我翻了个身，把被子拉到下巴。闭上眼睛，黑暗里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很慢，很稳。
但脑子里有东西在转。他为什么不发消息了？是忙，是忘了，还是不想发了？以前他每天都发，早上的“起了吗”，课间的“数学听懂了吗”，放学的“到家了说一声”。不是很多，但每天都有。现在三天了，他一条都没发。不是忙。他从来不忙。以前他帮我补课到很晚，回家还要写自己的作业，写到十一点半，但他还是每天发消息。不是忘了。他记性很好。他记得我数学考58分，记得我画错辅助线，记得我鞋带散了差点摔倒。他不会忘。那是为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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